{3}(P.6)这也意味着，新中国对各项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国家机关的设置采取敌我分明的阶级立场{3}(P.6)，即对旧中国的法律制度采取全面废弃的态度，对西方的法律思想进行全面拒绝。

[⑤] 唐王维诗，用来形容山林幽暗。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学者殷海光指出，我们依然徘徊在严复所已经澄清的问题和方向上，有时甚至是歪曲和倒退，此言不虚。

我国古代文论关于文质之争所表达的就是形式与内容孰优孰劣的关系问题。这需要学术背景的专业化、方法的专业化与精炼的解释技术。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无公私之别，更无群己之分。美国宪法是18世纪北美民族为解决自身问题贡献的政治智慧，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评价我国宪法的恰当尺度。

工具主义、信仰缺失、理论贫穷与规范意识匮乏诸因素因果互证。对这一崭新实践轨迹的整理、总结和归纳虽已蔚为大观，具备较为坚实的理论积累，但需以更为自信的理论胸襟对待这一传统，及时丰富、充实、补充、完善和发展。同时，既然刑、民诉讼法在2012年的修改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条款都有涉及，为何未采用修订这一形式也值得思考。

刑法修正案是在不改变刑法典条文序数的前提下进行的修正，刑法典原文与刑法修正案并存。刑法修正案是指1997年《刑法》修订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中的某些条文进行修改、补充的法律文件。《人大议事规则》第25条规定，全国人大会议举行前，常委会对准备提请会议审议的重要的基本法律案，可以公布草案，广泛征求意见，并将意见整理印发会议。如果《宪法》的修改继续沿用修正案形式的，在未获正式通过之前，可以继续叫做修正案(草案)。

[1]16—18在我国，不仅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如同案不同判、类似案件非类似处理等差别待遇，在修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各种差别待遇，2012年先后进行的刑、民诉讼法的修改即是旁证。为此，时隔4年之后，民诉法再次被提上修改的议事日程，与刑诉法一起进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属于本届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在表述时名称分别变更为民诉法(修改)、刑诉法(修改)。

部分修改是只对原法律的某些方面或某个部分进行修改。可见，在我国，只有极少数法律的修改才能上大会，由3000人的全国人大代表审议、表决⑦。至今仍然有效的八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根据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次作了修改，以后的三次修宪均沿用修正案这一形式。具体而言，为了彰显修法的严肃性并赋予刑法应有的权威，对于《刑法》的全面修改应采用修订的方式，并应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3]反对者则认为，《宪法》第67条第(三)项的授权与宪法第62条第(三)项及第67条第(二)项的规定有直接的冲突。毕竟，规则是使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有效方法[11]68。对于提交审议和审议通过时使用的概念术语不一致的情形，立法者并未给出哪怕只言片语的说明，这就为学理解释提供了可能的空间。截至2012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实有代表2977人。

该法第十五条规定：本法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立法实践来看，1979年以后，在我国，除《宪法》四个修正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之外，包括基本法律在内的其他法律的修改都是由常委会进行的。

其后，我国开始使用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每次都是对刑法典个别条文的修改、增加，每次公布的都是修正案。又如，著作权法于2001年和2005年修改时使用的是修正案形式，2010年再修改时使用了修改决定，而2012年第四次修改时公布的草案又叫做修改草案。

首先，虽然宪法和刑法的历次修改都是以修正案(草案)形式提交审议，最终也都是以修正案名义公布的，但宪法的四次修改都是由全国人大进行的，刑法的已有八次修改则都是由常委会进行的。其次，我国对于《刑法》的修改，虽然也采用了修正案的方式，但却是徒有虚名。以修正案形式进行法律修改的，往往以主席令的形式予以公布，表述为某某法修正案已由某某会议于某年某月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立法法》第7条第一款、第二款重复规定了《宪法》第58条、第62条第(三)项、第67条第(二)项的内容。例如，1997年刑法的修改采用了修订的形式，而此后的八次修改全部采用了修正案的形式。前文已指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刑、民诉讼法，其修改的审议主体也应该具有同质性。

如果只是对《刑法》作部分修改包括个别条文的修改则使用修改决定的形式，由常委会审议通过即可。这种修法形式，又被称之为以主席令间接公布法律全文。

②前后两届最高立法机关进行立法规划表述时所使用的词语的不一致，也正反映出法律修改的形式确实存在着莫名适用。(二)审议权限之考察 对修法审议权限之考察，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有权修改法律。

由于修正后的法律文本所规定的生效时间仅仅是该文本的生效时间，而非原法律中未作修改条文的生效时间，要准确适用法律，必须查阅各个修改决定的内容和生效时间。⑥三次修宪分别是：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03年-2008年我国共制定法律34件，修改42件(其中，修订10件，修改决定29件，修正案3件)，修改与制定比率为123.53%。主席令通常表述为某某法已由某某会议于某年某月某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某某法公布，自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8]7缺乏规则或规则不科学、不合理，都会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对此，学界并未对此给予相应的、充分的关注，甚至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决定公布、施行至今，仍有为数不少的人错误地加以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共修改了59件法律中的141条规定，这是我国首例成功的包裹修法。修订通常叫做以新代旧，即是以一部新的法典取代原有的法典。

以修改决定修改后的法律，指的仍是原法律。对2003年至2013年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内制定、修改法律的情况所作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法律修改的数量，明显超过了法律制定的数量，法律修改与法律制定的比率也越来越高。

因而，宪法的变更就比普通法律的制定和修正更加困难。规则以及基于规则的行动是所有我们已知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

[5]从2003年至2013年3月，全国人大及常委会采用修订形式修改法律共计22件。以修订形式修改法律的，通常是以某某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相关部门向常委会作关于某某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经审议后以某某法的形式表决通过并公布修订后的整个法律文本，而无需专门公布有修改内容的立法文件。而在修改程序正式启动后，则又分别变成了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⑦全国人大代表总数每年略有浮动。

③同时，即使是同一部法律的修改，在不同的阶段却可能采用不同的形式。2004年修宪后，根据王兆国副委员长在2004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将八二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

如果是部分修改，则采用修改决定的形式。截至2013年3月，我国已有的八个刑法修正案，除了第一个直接标示为刑法修正案之外，其他的七个修正案都加上了数字。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逐步完善，法律修改的重要性日趋突出，与法律制定同样成为重要的立法活动。然而，考察2012年的修法实践却发现：刑诉法的第一二次审议是由常委会进行的，第三次审议则是由全国人大进行的，而民诉法的三次审议都是由常委会进行的。